我看了一眼歌单，点头：“知道了。”

“还有，”高军压低声音，“台下有几个人你需要注意。第一排中间，戴眼镜的那个，是信息产业部的处长。左边穿灰西装的是《北京青年报》文化版主编。右边那个女的，是央视音乐频道的导演。”

“记者也来了？”

“都来了。”高军苦笑，“你以‘口四文三’和‘howard tian’双重身份首次公开演出，这是大新闻。杨峻荣还特意从台湾请了记者过来，说要‘见证历史’。”

历史。这个词很重。但我今晚站上这个舞台，确实在创造某种历史——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史，但对我而言，是重生以来最重要的一步。

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创作者变成表演者。从观察者变成参与者。

化妆师最后给我喷了层定妆喷雾，拍拍我的肩：“好了。”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被粉底盖得白了些，眼线让眼睛显得更锋利，嘴唇涂了层淡淡的唇膏，在灯光下泛着微光。不像十五岁，不像二十五岁，像个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的存在——青涩与成熟，纯真与世故，同时存在于同一张脸上。

十一点四十五分。

前台传来主持人的声音，透过门缝挤进来，闷闷的，但能听清：“……接下来这位，可能有些人听过他的名字，但没见过他的人。他写的小说卖了三百万册，他写的歌登上了billboard榜首，但他今年只有十五岁……”

欢呼声响起，像海啸。

“让我们欢迎——田浩彣！”

门开了。舞台的光涌进来，刺得我眯起眼睛。高军推了我一把：“去吧。”

我走上舞台。

灯光瞬间聚焦，白得晃眼。我抬手挡了一下，然后慢慢放下。视力逐渐适应，看清了台下——密密麻麻的人头，挥舞的手臂，闪烁的荧光棒。一张张脸在黑暗中浮动，像深海里发光的鱼。

我走到舞台中央，站在麦克风前。手指触碰到冰冷的金属杆，微微颤抖。

深呼吸。一次，两次。

然后我开口，声音通过音响放大，回荡在巨大的空间里：

“晚上好。”

简单的三个字，却引发又一轮欢呼。有人喊我的名字，有人喊“口四文三”，有人喊“howard”，声音混杂在一起，像某种狂热的仪式。

我等待欢呼声平息，继续说：“这首歌，叫《光年之间》。写的是距离——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距离。”

音乐响起。前奏是钢琴，孤单的几个音符，在寂静中敲响。然后弦乐进来，悠长，悲伤，像夜空里的星河。

我闭上眼睛，开始唱：

“我们在光年之间对望

隔着时间，隔着幻想

你的笑容像远古的星光

抵达时，已变了模样……”

声音从喉咙里涌出来，穿过麦克风，变成另一种存在。更厚，更亮，带着细微的电流声，像某种带电的粒子，在空气中传播，钻进每个人的耳朵。

我睁开眼睛，看向台下。第一排，那个信息产业部的处长在认真听，手指随着节奏轻轻敲击膝盖。旁边的主编在记笔记。央视的女导演举着小型dV在拍。

更远的地方，人群在摇晃。有人闭着眼听，有人跟着哼，有人举着手机——1999年，手机还没有拍照功能，但他们还是举着，像举着某种信仰的象征。

一首歌唱完，掌声雷动。我鞠躬，汗水滴落在舞台上，溅开小小的水花。

接下来是周杰伦的歌。《星晴》和《可爱女人》，我重新编曲，放慢了节奏，变成了抒情版。台下有人跟着唱，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全场大合唱。

一千多人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像一条温暖的河流，在冬夜里流淌。

我站在舞台上，看着这一切，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一切是因我而发生的——这些歌声，这些笑容，这些在音乐中短暂相遇的灵魂。

我改变了他们的夜晚。也许，还能改变更多。

最后一首歌前，主持人又上来了。他看了眼手表，说：“还有一分钟，就是2000年。让我们倒计时好吗？”

“好！”台下齐声回应。

巨大的电子屏幕亮起来，开始显示倒计时：60，59，58……

音乐响起，是《toxic》的前奏。我拿起麦克风，开始唱。但这一次，不是录音棚里那种精致的演绎，而是更野，更放，更失控。我跳上舞台前缘的台阶，对着台下伸出手。

人群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