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感谢词：您是当今的活雷锋(1) 铁柱子释放出看守所的第二天就去了伏杰家。
大门关着，他敲了敲门板，伏杰开了门。他似乎没有显现出惊讶来，说：“小铁，你回来了，啥时候出来的？”
柱子说：“昨天我找你问个事，屋里有人吗？”
伏杰说：“有哩，冯丽在哩。如果事情不要紧的话，明天你到办公室里来谈。”
“不行，我今天就要说。”柱子显得有些生气。他知道冯丽是伏杰家的常客，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所以就没有理会这个，迈步进了伏杰的四合院。
见柱子已经进门了，伏杰也就再也没有拦挡，只好插上了大门，跟着柱子进屋了。
冯丽坐在低凳子上扣。毛线，见柱子进来，脸上露出不自然的神色，但她很快以热情驱散了尴尬。她起身说：“哟，是柱子呀，啥时候回来的？回来了就好。”
柱子看了她一眼，生硬地说：“我要给伏局长说个事，请你到那边屋里避一下”。他的语言无可置辩，冯丽就一手抓毛线疙瘩，一手拾毛衣袖子怏怏地走了出去，又进了旁边的小房，“砰”地一声关上了门。从门板的响声中柱子听到了她的不高兴。他心里骂道：“你还有啥不高兴的哩？你她妈的捏了撮撮把我日弄得里外不是人，我挨骂坐号子哩，你们却青天白日地不上班，躲在屋里图受活哩……”
伏杰说：“小铁，让你受苦了，这事儿你就暂时受一下委屈，往后我会照顾你的，这个业务副团长迟早是你的……”
“往后，往后？当时我就抬不起头，还往后哩？”柱子显然还在生气，“往后谁晓得是啥形势哩？不行。这件事儿看你当局长的咋么办哩？”
伏杰说：“小铁，好兄弟，你先不要说这话，要把事情往长远看哩。来，先抽一枝炯消消气。哎，喝酒吗？你出来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理应给你接个风，咱哥俩先喝两杯酒，剩下的事儿回头再说。”
柱子接过了烟又顺手撂在桌子上，他说：“不吸，也不要你接风，这件羞先人的事是你局长一手导演的，我这一辈子抬不起头，你得给我一个说法。”
伏杰揉了揉水泡眼皮，叹了一口气说：“我也觉得很被动，但到了这个份上，咱哥俩是一个绳子上的蚂蚱，一个槽上拴的叫驴，一荣俱荣，一伤皆伤。哥理解你的心情，你暂时咬着牙关忍耐，男子汉大丈夫，要有耐心。哥给你答应的话，迟早要兑现。你想么，齐翠花都快七十岁的人了，是秋天的蚂蚱了，还能蹦跶几天？这个副团长迟早还不是你的？我还想着，你先当个副的，锻炼上几年，我把这个正的都给你，那时候你铁柱子可就牛皮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至于眼下吗？你把头搔得毛毛的，啥话也不要说，你一口咬定是喝醉了酒糊里糊涂进了老齐的屋，是酒后失态，懂吗，‘酒后失态，’只要牢记这四个字，一切的一切都是闲的。这一阵风过了，等人们把这件事淡忘了，齐翠花也就退了，那时候就水到渠成了。我知道兄弟受了委屈。来，把这一千元拿上，算是当给兄弟的精神补偿……我知道兄弟是儿子娃娃男子汉，一定能够顶住压力，闯过难关的。”
这时候，冯丽端来了一盘红艳艳的西瓜，说：“你们谈工作谈得口渴了，吃牙西瓜再谈。噢，柱子，你还没有毛衣吧？你要是不嫌弃，这件毛衣就给你织。天晴修水路，无事早为人嘛。现在大姐给你织了毛衣，以后你当了业务团长，可别忘了大姻。”
天气越来越旱，黄风土雾刮得天色灰蒙蒙的。县上的四大机关领导干部都包了乡村，下到基层开展抗旱自救工作。
杨红梅主动要求下到红城子去。她说：“我在那里搞过运动，我熟。”
红城子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别的莫要说起，单是这青烟袅袅的机砖厂，就成了这里的一景。整码整码的红砖四四方方地垛在河滩上，还有一排排打制的生砖坯子垒成了一道道墙，拉运砖的卡车、拖拉机、手扶、架子车也是络绎不绝，树上大喇叭的秦腔声迎送着砖厂出出进进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们。
红星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他亲手办起来的机砖厂。当他在广州说出这话时，杨红梅说：“我一定抽空去看看。”
不想，杨红梅来到红城子碰到的第一个人竟是张顺龄。
张顺龄当然知道杨红梅跟丈夫红星的关系，当她猛然看见从吉普车上下来的情敌时，她鼻子里发了一声“哼”，就扭过头去干她的活计。她的任务是点数装上车的砖头，以便和红志远点数的头道工序相吻合。
她记恨杨红梅并不是以前她当工作组的时候占有了心爱的红星，也不是前几年唱传统戏的时间她指示人用手铐铐了扮演王彦龙的丈夫——过去的事都过去了，该发生的事早就发生过了，她没有心思吃这个醋，连冯菊花那样的人她都不计较、不吃醋，对远离乡村当了干部的杨红梅，她也是计较不起来的。她恨她，鄙夷她，是她竟在红星人了监牢后落井下石的行为。她想：你拉他下水的时节，你不顾自己工作组的身份，恨不得把他噙在口里，可这会儿他有难了，你却一点儿情份都没有，暗中支持两个女戏子，想把他往死路上整，你咋就那么心狠呢？你要是帮一点忙，他出来了肯定会记你的情的……他离家出走，肯定是伤了心，害得我们一家人前不前后不后的，你还有脸来到红城子？！
可怜的顺子哪里晓得她跟他在广州的事情？
广州之行，思想和性格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红星彻底征服了杨红梅，四十八岁的她在这个健壮男人跟前再也摆不起政协副主席的架子了，那高高在上的虚荣心被这个男人细心入微的关心融化了，被这个男人的良好素质和阳刚之气征服了。当她下定决心死心踏地向他靠拢时，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出了“最后一次”的话。当她第二、第三天晚上向他发出邀请信号时，他都微笑着摇了摇头，摆了摆手，神情随和，但态度坚决。当他为她和女儿、侄儿买了飞机票，把那大包小包启票装上飞机运仓的时候，她内心起了急剧的变化——要不是女儿、侄子在场，她肯定会说：星，咱们都记住对方吧？
看见头戴草帽，浑身是土，像男人一样劳作在砖厂工地上的张顺龄，想起自己与红星在那高级宾馆里的一幕，看见她穿的裤子膝盖上打了补丁，而自己和女儿、侄儿三个人带回来红星为她们买的上万元的服饰，她的心里难受极了。由此她想到：把从广州带来的一部分衣物当面交给她和她儿子文明，还有红富国。她会怎么想呢？她接受吗？
此时，她突然觉得自己不该选择到红城子来。常言道，眼不见了为干净——看不到张顺龄的憔悴和沮丧，心里就不会感到内疚，反而会感到自豪、开心。
张九龄和红志远把杨红梅接到了大队部。
杨红梅说：“我想看看老支书，他好着吗？”
张九龄说：“这几年来，他变得老多了。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您去看看他也好。”
杨红梅让司机从车上提下来两大包东西，在张九龄的陪同下，走进了红家大院。这个大院又修了新房子，她当工作组时退赔拆掉的南屋又重新盖起来，还砌了砖码头，瓦也是清一色的新瓦，屋顶还砌了脊头。
红富国正捻毛线，听见有人进来，就缠了毛线出来迎接，他一看见是杨红梅，眉头立即皱了皱，没有说什么，倒是杨红梅热情地开了口：“老支书这一向好着吗？”
红富国见问，就淡淡地说：“人老了，就一天一天不如人了，还能好到哪达去？”
对于红富国的冷淡，杨红梅并没有在意，她一边伸出手来要与他握手，一边说：“吃喝好一些，精神好一些，身体就好了……哎，您最近没有上县去？”
红富国懒散地伸出了手，象征性地与她握了握，只说了两个字：“没有！”
杨红梅似乎压根儿没有发现红富国的冷淡，仍然热情地说：“齐团长一个人生活不方便，您上县去两个人也是个伴儿。”
红富国说：“我上县去砖厂谁照看？家里的活计谁做？你们当领导的，全然不知道老百姓的难处。”
张九龄一看这情形，就说：“杨主席刚从广州回来，她见着明明他爸了……”
红富国一听，果然眼睛亮了起来，就说：“你啥时候去的，在哪达见着红星了，他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