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秦腔：身穿锁子连环甲(2) 陈部长说：“这样最好，必要时找几个当时的知情者，写个旁证材料，也有助于落实情况。我们这里也以组织的名义向延安那边的组织发一封外调函，请那边帮助查找查找有关材料。”
柳毅说：“那就麻烦陈部长了。红星，还不替你妈妈谢谢陈部长？”
红星连忙扔掉烟头，站起来说：“谢谢陈部长。只要我妈妈的案子能够了结，我们就称陈部长是青天大老爷，陈青天。”
《徐州革命》在红星的坚持下，还是决定开排。演员不够，就把原来演过戏的人都动员入伙，还把早已出嫁到外村的姑娘也招集回来加盟，壮大阵容。红星自告奋勇地担任第一男主角王彦龙。其他角色他列了一张表，贴在大堡子西屋的墙壁上。
演传统戏，大伙儿的热情都很高。但服装却成了大问题。红星就对当支书的父亲红富国说：“咱爷俩分个工，我负责把戏排成，你老爷子负责把服装弄出来。”
红富国就嗔怪地说：“你个龟儿子想得倒美，那么多的人物，我到哪里弄服装去？原来剩下的服装都让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破了四旧了。这会儿办服装容易吗？”
红星说：“这一本戏里面的服装除了王彦龙、王金凤兄妹两上人的服装需要蟒靠外，其他人的服装都很简单，扯些红、蓝、青绸子凑合着缝几身箭衣或者马褂子就行了。农村的社火宣传队又不像县剧团，没法子讲究。”
红富国说：“大队里没有钱。那就发动大伙儿想办法，有钱的出钱，有布票的捐献布票，实在没钱没布票的就收粮食，或者搭戏台。”
红星说：“我只管排戏演戏，其他的事我不管。我相信您这个老党员老干部会有办法的。”
红星把戏班子组织起来了，角色也分配了，大家比较满意。可在开始排练的时间，却感到力不从心。那么大本章大场面的戏，靠大宝三兄弟和红立昌、红立新几个人鸡一嘴鸭一嘴地指导，根本定不了秤，每个角色的唱腔动作，谁也把握不准。红立昌就提醒红星：看来得老将出马了。
红星也觉得非得像柳毅和母亲这样的人出面指导才能排成戏，要不然自己的计划就落空了。他首先想到的是李科长柳毅。他是科班出身，唱念做打、文武场面，他都了如指掌，他若出面，《徐州革命》就能排练成动。可他是文化科长，没有明文规定的事，他是不敢贸然行动的。于是他又想到了母亲齐翠花。其实，母亲的态度非常明朗：一是年龄大了，六十过半的人了，整天整夜跟一帮子年轻人刨土窝子，精力上实在支撑不住。二是她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形势刚刚有了好转，指导排演禁演的传统戏，她是没有这个胆量的。弄不好将要摘掉的帽子又会重重地扣在头上。三是社火是气火，是是非非的事情比较多，在人前头当导演指手画脚，肯定要得罪一些人。如今的人能得罪得起吗？除了以上三点明摆着的理由外，还有一点，那就是，红星和文明、文军在一搭里排戏，尴尬的事儿总会发生，她是眼不见了为干净。
不过，聪明的红星有的是办法。每天一大早，他就到学校里暗中请示母亲，请她说戏，必要时在房子地下走走式子；哪个角色唱什么板路，走什么程式，他都一一记之，然后到大堡子里给大伙儿指点。
经过七、八天的日夜苦练，《杜鹃山》和《徐州革命》总算有了眉目。红立昌决定，休整几天，过完除夕，大年初一出仪式，初二晚夕大戏上台演出。
红立昌、张九龄和红星三个人一一检查了服装道具，箭衣、马褂、紧身、道袍、官衣和旦角穿的青衣、白衣、小花袄、裙子，都缝制齐备了，软帽、头巾、将盔、将额，都是自做的，虽然简单、粗糙，却也不失大体，不影响演出；马鞭、大刀、长矛、堂棍、帅旗、印架、酒具，也都应有皆有。唯独缺少一男一女两套蟒靠。王彦龙和王金凤兄妹二人要出征征讨红巾义军，要扎靠掩蟒，在教场点将发兵，进而决战，没有穿的服装怎么演出？再说，服装别人的都齐备了，偏偏儿缺了自己的，红星心中就有些不快。腊月二十八吃晚饭的时候，红星劈头就问父亲红富国：“喂，老头子，那两套蟒靠啥时间能做成，咋不见动静？”
红富国没好气地说：“做箭衣，缝袍子容易，可蟒靠容易吗？就是扯了布，买来颜料，也没有人会画。”
红星说：？谁说没人会画？县文化馆里有那么几位画家，不会请人家来画吗？分明是把我的事没当事……”
红富国说：“蟒靠上都是龙呀凤呀的，人家给你画吗？他们画了蟒靠，岂不就等于支持咱们演旧戏，支持把牛鬼蛇神搬上舞台吗？你呀，想事情太简单了。”
红星说：“你前怕狼后怕虎的，还演个啥戏？那我们上台穿啥呢？”
红富国说：“传统戏破了十几年了，头一回恢复演出，凑合着穿一些，没有蟒靠穿箭衣，我们旧社会开办戏班的时间用毛笔画两道黑眉毛，戴上自己用麻叶绾的胡子，腰里扎一条羊毛带子，鞭杆一搂，就演《伍员逃国》哩，演武成黑的人，演卞庄的人谁还想着穿蟒靠呢？”
红星说：“人是衣装，马是料装。没有蟒靠，演戏就是显不出威风来。”
红富国说：“你个龟儿子，把戏没学好，把式却耍大了。只要你把角儿演好，把乱弹唱好，服装迟早会有的。”
除夕晚上，齐翠花照例被孙子文明请到了家里，一家人吃过年饭，又互相敬着喝了几盅酒，红星就提议打牌——砍牛腿。顺子就收拾了炕桌，把一副长条的花花牌摆到炕桌上。四个大人掀着牌九，小文明则跑前跑后给大人们倒茶点烟，取这取那。红富国今晚想着一件事，心不在焉，老是出错牌，把本来能赢的牌却打输了。几圈过后，他连输带颠，竟把五块钱输给了其他三个人。小文明就看不过眼，他一遍又一遍地嗔怪爷爷：“这么好的牌，你咋又输了？我替您打几牌吧？”
红富国就把牌交给了孙子，说：“爷爷今晚夕手气不好，老盯不住牌，不是把喜儿圈死在手里，就是把牛看成母牛。”
顺子说：“今晚夕大过年的，您就放下心好好耍，再不要操心队上的事了。”
红星说：“老爸今晚夕怕不是操心队上的事，是操心咋样完成我交给的任务哩。”
齐翠花说：“你还能给你老爸下任务？是啥任务？”
红星说：“啥任务？我们把两大本戏都排成了，初二就要演出。我当王爷王彦龙哩，却连一件蟒靠都没有，穿上一身箭衣马褂出台，能演出王彦龙的威风吗？老爸是个负了半辈子责任的人，心里肯定老搁着这事情哩。老爸您说对着吗？”红富国戳了他一指头，嗔怪地说：“就数你龟儿子能。你们四个人打吧，我出去转一转。”
红文明说：“爷爷您去，您转一圈儿回来，我保证把您输掉的钱赢回来。”
红富国在桌子前头点了一炷香，插进了香炉，又点燃了五炷香，提了酒壶，出了房门，分别把香插在了院子里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又在插香的地方奠了酒。他在心里头计划着一个行动。
儿子红星的话算是说对了，他确实在心中记惦着戏装蟒和靠的事。他之所以缝制其他服装、头帽、道具，并没有答应蟒靠的事，并不是真的找不到画制蟒靠的人，而是成竹在胸：他要到临上台演出时，给儿子和全体演职人员一个惊喜。
他忘不了那一年妖魔山上田大勇派王参谋装成要饭的半夜邀他到县城劫狱解救张百旺、王兰香的事。当时他尽管意识到可能是有去无回，但他还是把变卖剩下的几件戏装锁在大箱子里放进了崖窑，并用麦捆塞了窑门，又用稀泥墁了麦草捆子。为这件事，王参谋可没有少催他，骂他是小农意识、鼠目寸光。
革命胜利，全国解放后，他主动要求回到原籍劳动。在转入高级合作社的时候，村子里排戏，他当年藏的箱底子又派上了用场。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传统戏禁演了，戏楼顶子也拆了，戏装当然也是破四旧的对象。当时他又是“四不清”干部，面临着“下楼”重新做人的问题，破四旧立四新的潮流势不可挡。连中央的好多领导也打倒了，文化部长也被揪了出来，一个小小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还能做什么？大宝为了阻拦大门楼子的木桩不被砍掉，险些儿被划成漏网富农分子。这些旧戏服装能保住吗？烧了就烧了，人都难保，还要那些戏装做啥？
也许是大宝脱裤子吓女儿和豆换的事扫了大伙儿的兴，也许是拆戏搂拆累了，或者是批斗大宝的事引起了不同看法，总之，决定烧戏箱的时候，已经天快黑了。在这之前，他意识到戏装难保，就趁大伙儿拆戏楼乱哄哄的时候，悄悄溜回家里，打开戏箱，把四件尚好的大红蟒和靠子取了出来，麻利地捆进了麦草捆子里面，然后又锁上了箱子。
他庆幸当时把戏箱拉到戏楼滩上焚烧的时候没有人清点，几位愣头青（包括儿子红星）红卫兵扭开箱子锁子的时候，只是争先恐后的往柴火堆里抛戏装、头帽，并没有人发现少了两蟒两靠四件尚好的戏装。之后，他害怕革命性造反性十足的儿子发现后上交组织，就趁儿子去学校的时候，腾空了一只木箱，把那几件戏装锁进木箱，泥进了崖窑。
红富国又进屋放下了酒壶，在桌子上拿上了手电筒。他打算把戏装挖出来。
当他提起镢头准备挖窑的时候，突然又停住了。他想起了柳毅的话：传统戏还没有明文规定上演，万一有麻达怎么办？自己的心机不是白费了吗？这可是珍藏了十多年的上好丝织品呀！
他放下了镢头，折回走向上房的时候，突然听见孙子文明在高兴地念戏文：